在柏林,人類的殤與悲

 

從Hanover到柏林,氣溫驟降,天氣轉為多雲,在柏林短暫的數天,我沒見過一次太陽。自10月開始,陰沉的天氣開始成為德國的常態,德國朋友說從此時開始是她最討厭的時候,日照逐漸縮短讓她感到憂鬱。

我走在柏林街頭的刺骨寒風中,經過整齊劃一的大街,古典的咖啡色石造建築,從城市一端的電視塔,到西面的布蘭登堡門(Brandenburger Tor)。這座昭示著帝國威望的大門,正好在曾經的柏林圍牆旁,在德國分裂時,曾是東西柏林人民僅能遠望的景象。

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

過布蘭登堡門左轉,續行不久便抵達「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」(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),無數個灰色石柱自地面升起,之下,則是紀念碑的資訊中心,展覽二戰時代猶太人的被迫害史。

 

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

面對近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,在閱讀「哭泣的橄欖樹」後,我一面倒向了巴勒斯坦方。我已經遺忘猶太人曾經的苦難很久了,最近一次我想起集中營或許是高中的歷史課堂上。直到當我到了柏林,在陰冷的天氣走進紀念碑下有著微弱暖氣的博物館。

1930年代末期,納粹開始修改法律,逐步剝奪猶太人的權利,敏感的猶太人主動離開,有些在之後被驅逐,觀望著不知所以,也無力離開的在數年內失去一切,財產、家人、生命,然後不只在德國,從法國、荷蘭、希臘、匈牙利,從阿姆斯特丹的海到黑海邊的高加索山脈,猶太人不是死在路上,就是被輾轉送至集中營。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目前位於波蘭的「奥斯威辛」。

象徵600萬受難猶太人的6張照片

忠實的相片記錄下冰冷的鐵製欄杆,毒氣設備,裸露著的成堆屍體。在遷徙與驅趕中,猶太人遺留一切思念的倖存紙片,有與至親的道別、對未來的不安,與在絕望中麻痺的詩再次揭露了曾發生的一切。猶太紀念碑的附近還有受納粹迫害同性戀者(Memorial to the Homosexuals Persecuted under the National Socialist Regime)、新堤與羅姆人紀念碑(Memorial to the Sinti and Roma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m)。才剛經過的柏林圍牆遺跡,則在戰後接續成為德國人民的惡夢。

這或許是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正面的接觸,戰後殘破的歐洲逐漸復原,重建的教堂與整齊的城市掩蓋了戰爭的灰燼,不過人類的苦難尚未平息,在西非、在中東、在巴勒斯坦、在敘利亞。

兩年前,敘利亞的難民蜂擁至歐洲,徒步數月,之中幸運的,到了德國。德國人民張開雙臂歡迎遠道的難民,人們帶著寫著的歡迎字樣的板子與衣物美食,到火車站迎接,這曾是那年最哀傷也最激勵人心的新聞。之後,從難民營到公寓安置,兩年來,不懈的德國青年持續加入幫助難民適應生活的行列。年輕人們跟我談著難民在德國的處境,談著他們對其他歐洲盟友──如波蘭捷克保加利亞,對難民的醜化與排斥的不可置信。

這一代的德國人似乎是優良公民的代表,我一路認識的德國人,舉凡地球、糧食、環境、人權議題皆有深入理解,不論性別、社會、情境,支持所有的身而平等等人權價值,並引為己任。不少人為了環境與人權議題成為素食者,並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盡量使用友善環境的產品,生活則投入大片空檔成為各種議題的志工。 

「你能想像我們為了吃肉而種植農作物作動物飼料,在非洲卻有人餓死嗎?」

「如果他們能選,都想回到敘利亞,誰想在連語言都不通的異鄉生活?」

「我不喝牛奶,因為不想偷母親的奶水,不吃蜂蜜,因為那一樣是一種竊取。你知道他們餵蜜蜂白糖水,殺害幼蟲,甚至剪掉蜂后的翅膀嗎?」

 

不過近來,數量過多、假難民、不同的生活與宗教習慣成為不穩的社會因素。對難民議題無從下手的選民轉向主張極端的政黨,德國的右翼政黨藉此興起。在Dresden的夜晚,我在學生酒吧街偶遇一場衝突。幾個皮膚深色的青年喝醉在大街打起來。德國友人說:「兩年前這裡一樣是酒吧街,卻從沒有這樣的街頭衝突。在Dresden,對難民的排斥相對德國其他地方嚴重,這些偶發事件則讓他們的觀感更差。」多為穆斯林的敘利亞人是嚴禁酒類的,也曾在德國他地遇見一生滴酒未沾的敘利亞人。不知在Dresden街頭所見,是受德國飲酒文化影響,在隱形的排外情緒中失去歸屬感,還是因生活巨變內心壓力無可宣瀉的結果?

 

面對這樣的局面,整體的社會氣氛仍很正向,至少我在旅途中遇見的族群是。「天真」的德國人仍以自己的方式,致力於和平與互相理解,從生活中一點一滴累積,深信改變會從個人延伸到社會。從關心居住在社區的難民,到每一餐上的食物來源。我的旅途中經過德國,不長也不深的造訪,卻感到充滿希望。德國人的天真,很對我胃口。

我離開柏林的時候,累積多日的水氣終於成了一場大雨,雨過天晴。